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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子在家被人贩子抢走 男子从28岁找到42岁仍无果

 

    像是从梦中惊醒,申军良倚在黑椅中的身体猛地绷直。一扭头,原本落在窗外的目光对上我的眼睛。
    “诶,五点了吗?现在。”他问。9月末,他用光了今年第五次寻找大儿子申聪的费用,从广东河源的紫金县回到山东济南。第六次出发的钱还没借到,他只好在出租房中回复线索、接受采访,一坐就是半天。
    4点56分。12岁的小儿子申家和已经放学近半小时。他噌一下弹起来,似无头苍蝇般原地打转,抄起电瓶车钥匙出门前,还愣了几秒。
    车一路逆行,他的余光不停往人行道上扫。迎面碰上从学校方向开来的公交车,他赶紧冲过黄灯,停在公交站台,伸长脖子直往车里瞅。沿路、学校门口、教室,都没有孩子的踪影。穿着薄外套打哆嗦时,他安慰自己,申家和又不像申聪被拐时那么小,应该不会出事。
    32分钟后,申家和回到家。他经常这样,父亲忘记或者没人接他,他就独自坐公交车回来。听我说父亲寻他,他还有些惊讶。闻讯,申军良赶回家,到儿子房里过问两句,又坐回那把黑椅。
    28岁到42岁,申军良查到人贩真名,等到人贩落网,现在还拿到买卖中间人“梅姨”的最新画像,仍然没能找到被拐走的儿子。除了继续笃信申聪很快就能找到,他仿佛没了别的选择。
    入室抢子
    2005年1月4日,申聪在家里被人抢了。
    这天,申军良7点20分醒来。日光透过窗帘进入他广州增城的出租屋,他莫名有股要出事的心慌感。身边,怀孕4个月的妻子于晓莉和11个月大的儿子申聪还在酣睡。
    八年前,申军良一心想赚钱,独自从家乡河南周口南下打工。
    他打小就爱先人一步,语文书刚发下来就要背完第一课。打工也一样,别人按部就班,他偏要提前完成。从物料收发的普通员工做起,一路到每月底薪5000的注塑部门负责人,管着数千号工人、99台注塑机器,他感觉自己乘上一列快车。
    他套完蓝色工作服,把出租屋球形门锁的按钮从里按好,再关门反锁。出门10分钟,他就能走到工作的电子玩具制作工厂。
    10点42分,妻子打来的电话一响,申军良就知道出事了。
    “快回来,申聪被抢走了。”她声音嘶哑,听起来像被人掐着脖子。申军良僵在会议室门口,直愣愣重复妻子的话,喊“我儿子被抢走了”。
    同事围过来,七嘴八舌出谋划策。他一句也没听进去,拨开面前的人,拔腿往公司外头奔。同事开着公司的车,载上他就往广州增城中心的方向开。
    玻璃作响,风呼啦啦灌进耳朵,申军良脑袋一片空白,在商务七座车的中排如坐针毡。他一下扒着左边车窗探出头,一下又换到右边座位,瞪大眼睛找有没有抱着孩子的人。
    十几分钟开了30公里。想着人贩子速度应该没那么快,他们又调头返回。
    还没到家,申军良远远看见妻子穿着单薄外褂,失魂落魄地站在离家20米的派出所门口。不单头发乱糟糟的,她的左脸、左眼、左耳都红肿了,边哭边哑着嗓子回答民警的问话。
    “你们干嘛啊,说东说西的,别问了,赶快追吧。”这不耽误时间嘛,申军良一时气急。
    听了他的话,3名民警带着妻子上了一辆空车,说坐不下了,没让他上车。他只好蹲在派出所门口的马路牙子边,跟同事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
    几分钟后,民警和妻子回来了,说往另一个方向追了两公里,一无所获。
    妻子继续跟民警回忆这场“袭击”:她在厨房准备午饭时,一个人从后面抱住了她。紧接着,她被塑料袋罩住了头,透明胶带封住了嘴、缠住了脖子,手也被反绑。一股又熏又呛的药酒味袭来,她睁不开眼、说不出话,只听见申聪的哭声越来越远。
    儿子从被窝里被抢走会不会感冒,晚上睡不着有没有人安抚他,申军良的心揪起来。小人儿咧开嘴的笑脸老在他眼前晃。不知过了多久,他又想起儿子哭得青筋凸起的模样。
    申聪是他第一个孩子,承载了他最多期望。他把妻子送回农村待产时,放童歌的DVD和母婴用品装了七八个包,把父亲三轮车的车斗塞得满满当当。
    妻儿回到增城之后,他几乎推掉了所有应酬,每天就想着回家带儿子玩。儿子喜欢后背贴着他的前胸,由他托着屁股,两条莲藕般的腿往前蹬。给儿子讲老牛过河的故事,他会趴在地上学牛“哞哞”叫,逗得儿子直乐。儿子左眼眼角处的小孔、脚趾上绿豆般的青色胎记、大腿上椭圆形的红色胎记,屁股上花生米大小的朱红胎记,这些他都记得清清楚楚
    申聪被抢前,妻子怀孕呕吐,没力气带儿子玩,申军良就时常把儿子放在门口的学步车里。儿子看见下班后的他还会嚎啕大哭,口水和眼泪洇湿了他肩膀处的衣服。想孩子想得难受,他让妻子检讨,是她给了人贩可乘之机。
    妻子哭着没说话,他又心软了:别人把她绑起来硬抢走了,她没一点办法,也是受害者,可恨的是人贩子。埋怨也没用,得赶紧把人找回来。
    奋力寻子
    申军良以为靠自己死磕几天,孩子就能被找回来。
    第一天,申军良找到一个目击者,确定是男邻居“斜眼”和他妻子带人抢的孩子。第二天,他给一个管监控的男人跪下。附近桥头的监控录像里,有个女人用花毛毯包着一个东西,坐私人摩托车走了。十几天后,隔壁工厂的人辗转帮他问到“斜眼”的真名——周容平。
    周容平夫妇是一人包一辆摩的逃跑的,民警告诉他,毛毯里不是申聪。周容平也没回老家,民警去排查了。
    走在路上,看到抱着小孩的人,申军良会快跑几步凑近瞟一眼那孩子,然后在别人提防或警告的眼神里走开。
    晚上,他潜进增城的居民楼,听哭声。申聪的哭声和别家孩子不一样,只有他这个做父亲的能分辨出。有的孩子哭得不响,他就走上楼听。凌晨两三点,一记哭声响起,他一听又不是申聪,默默掉泪。
    申聪被抢后,妻子不敢回家,借住在同事家,每天不是哭就是坐着发呆。他让村里人帮忙占卜申聪的运势,却没想走漏了风声,父母第二天就知道长孙丢了。父亲农活也不顾了,隔天天不亮就出发来增城。
    申聪刚丢那个星期,增城老下雨,父亲坚持要蹲在派出所门口的草坪上,衣服老是被雨飘湿。父亲说,“别孩子找回来了,警察一下子又找不到我们人。”
    两三个月后,申军良辞了工作,把父亲和怀孕的妻子遣回老家。顺着打听到的消息,他不停地奔赴广州、东莞,珠海、深圳。他到哪,哪里的街道上就贴满了寻人启事。
    在深圳那天,他过了一个桥,正沿着马路走。四个小青年围住他,刀尖抵着他的肚子,把他逼到草坪边缘,直至后背贴墙。
    “我找孩子的。”申军良说。
    “没别的意思,我们只是借你电话用一下。”一个带头青年口气很轻松。
    “寻人启事上都是这个号码,把我电话拿走了,我找孩子就没办法了。”他说。
    “我们只用一天。”高高瘦瘦的青年又说。
    刀眼看就要扎进肉里,他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,对方顺着手机瞄到了他的浪琴手表和金戒指。褪下了这两样后,那些人又拿走了他600元现金,留了200给他作回增城的车费,飞快跑掉了。
    申军良抱着膝盖靠墙,放声大哭。
    他从来不知道当着别人哭有什么意义,让人同情吗?对着电视台的摄像机,他一滴泪也流不出,无论多少次,他身体总是僵着的。
    那天,他实在憋不住了,觉得自己太委屈、太无辜了。上天怎么能那么不公平,孩子没找着,手机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抢了。一个人怎么能那么渺小无力。
    人来人往的深圳街头,他蜷在那哭了十几分钟。哭完了又拍拍寻人启事上的灰,继续发给行人。
    申聪被拐后,有人说“聪”谐音“冲”,两滴水把孩子冲出了家。他一想也是,接下来的孩子取名得更讲究。
    2006年二儿子出生时,他在广东寻子,想着这个孩子一定得扎根家里,于是给二儿子和小儿子分别取名申家跃、申家和。
    妻子回老家后,被诊断出急性应激性障碍,逐渐出现幻觉、妄想。第二年,妻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,症状时轻时重。申军良听家里人说,妻子经常坐在里屋抠手指头,有时用脏话骂人,咒母亲“该死不死”,甚至会动手打人。
    他暗暗羡慕妻子。得了病,想骂谁就骂,心里的垃圾通通可以倒出来。而他只能压着自己的火,听完母亲的哭诉,再继续出门发寻人启事。
    二十万的悬赏金额下,他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。线索提供者占一半,剩下一半是骗子。一次他转了2000给一个骗子,还买了火车票去了成都。小数额也有,不过他记不清了。
    “爸爸,我就是申聪”,曾有人在网上给他留言。
    还没聊几句,“申聪”发来一句:爸我没钱了,你可不可以给我转点钱。
    他自我安慰,有人来骗,证明寻人启事没白贴。
    无望暂缓
    2008年春节,申军良从广东回到老家。一进厅,他就习惯性走向堂屋里高条凳。凳子背后,是一幅长一米五、 宽一米的仙鹤迎送图,母亲总喜欢在画框和玻璃的缝隙处插上全家福。他向前一步,申聪的出生照和满月照就朝他靠近一步。走到一半,他把头扭到一边,蹲下哭了。
    母亲和妻子也跟着哭。60多岁的父亲低着头,抄起一个纸箱,默默把申聪的出生照、满月照悉数收走,申聪去广州前在家里的小玩具、故事书也是在那时装起来的。
    那天晚饭后,申军良陷入明年是走在路上还是回归家庭的纠结中。他坐在里屋,想起童年的一件往事。
    那年,他还不到十岁。一个盛夏中午,太阳毒辣辣的,父亲背着农药桶去了地里。回来时,父亲蹲在家门口,像是农药中毒了,口水顺着嘴角流到地上,皮肤被晒得黑红。
    喝凉白开就行,爷爷说。但父亲灌了许多水也不见好。
    吃完晚饭,申军良到爷爷藏钱的葫芦里抓了两三块钱,一个人去了邻村药铺。挽起裤脚,撑起伞,还是小孩的他走在雨夜里。村里的路比较好走,可以借着每户人家从屋内透出的光亮。村与村之间的那条小道,只能摸黑趟过去。
    他守着父亲把药吃下。他想不通为什么父亲干活不能避开酷热的中午。父亲告诉他,农活是干不完的,多辛苦一点,才能多收入一点。
    可这4年广东该找的地方找遍了,怎么父亲所说的努力还是换不回申聪回家?老家的半亩地皮、近乎全新的联合收割机卖了12万6,全被花光了。他9万多的存款不剩分毫,身上还压着20多万的外债。
    过完春节,申军良带着全家前往济南,在表哥的工厂里做货车司机。送货一趟连着一趟,在工厂宿舍里睡个囫囵觉,他第二天又得去外地,一个月基本在家一两天。
    广东号码月租太贵,他办了个济南的号,印刷在新版悬赏十万的寻人启事上。旧号码他也不敢注销掉,哪个号码收到线索,他就去表哥那支1万元,跑去广东。找周容平老乡、去基层派出所打听、贴寻人启事,钱花得差不多了,他再回济南。
    2012年开始,送货不忙,他一个月能在家十天。“一直盯着,好,哪里有缝隙可以钻,咱们就可以去想办法。”就算不走在路上,他也每天抱着手机,跟线索提供者、警方、媒体聊,不敢松懈。
    两个儿子他扔给父母去管。两孩子也不黏着他,走路都跟他保持距离。偶尔过问他们的学习,精神分裂症还没痊愈的妻子还会炸毛,说“你管过他多少,现在管他干嘛”。
    他说服自己——俩孩子起码是在亲人身边,爷爷奶奶照看着,他也没听说过他们受过什么欺负。申聪呢,他寄人篱下,会不会得到足够的爱?
    曙光与深渊
    最接近问题答案的时候是2015年到2016年。
    2015年秋天,他通过微博联系上时任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,一开始对方还不相信知道人贩真名会十年找不到孩子。核实后,陈士渠告诉他,已经部署。
    想着人贩快要落网,他按捺不住,9月就去了广州。警方让他指认孩子被抢的房间号,还要补充口供,他整个人都沉浸在兴奋劲里。警方说想要一窝端起整个人贩组织,他带着好消息回家过了个春节。
    2016年3月5日11点56分,他准确记得。妹妹在厨房做面条,他正揣着手机从房间走向客厅,一条来自志愿者的信息称“抢你孩子的人贩子已经落网”。他马上喊住妹妹,说申聪马上回来。妹妹也高兴地直掉眼泪。
    两人饭都没吃就去超市,给申聪买内衣、书包、写字桌;五箱白酒、三条玉溪烟用来请客吃饭;还有锦旗,他甚至请教了一位民警写抬头的门道。对方发给他一个具体科室的名称,这让他更加确信案子接近尾声、申聪马上就能回家
    他高兴坏了,想着怎么把孩子带回来。火车太累,飞机太贵,还是汽车好,饿了困了就下高速找个地方吃饭睡觉。如果孩子的养父养母追着不放人,车一加速,一下子断得干干净净。
    得找辆快点的车,他特意让表哥找朋友借了一辆别克。来回四千多公里,先给车做个保养,到加油站把加油枪一提再提,直到油要溢出口子。
    手机被他放在家里信号最好的地方,别人打电话说不了两句他就要挂,生怕错过什么。
    一天,一周,十天。停在楼下的车始终没有出发。开走就怕耽搁时间长还不上别人,还回去又怕突然来消息。他又拖了几天,还是把车还了回去,自己买了去广州的票。
    10月19日第一次开庭,申聪还没踪影。他情绪激动地拍桌子,浑身发抖,对面的人贩子都低着头。公诉机关指控,儿子被抢那天,周容平与妻子陈寿碧在楼下放风,杨朝平、刘正洪闯进家里,将于晓莉捆绑后强行抱走了申聪,交给了人贩子张维平。张维平以13000元卖出申聪后,其他4人瓜分了10000元赃款。
    有刀就好了,申军良恶狠狠地想,一人扎一刀。可张维平不能死,只有他见过买卖中间人和买家,他死了谁来指认。张维平交代,申聪卖给了增城本地一个阿姨,那个阿姨经常去湘江路富鹏麻将馆玩。
    申军良追去了湘江路,用寻人启事“洗街”。遇上卫生检查,白天环卫工人跟在他屁股后头铲,他就等他们下班后熬夜贴。
    他不会说粤语,跟本地人也不熟。一天上午,他瞄准了湘江路一个擦鞋匠。擦了二十多年鞋,家长里短的事情他肯定清楚。申军良坐过去,边擦鞋边讲自己找孩子的苦楚。别人付三五块,他临走时给了二十。下午再去,擦鞋匠给他列出买过孩子的家庭,告诉他各家情由。他掏出本子一个个记下。
    可是,他和警方一户户比对,发现没有一个吻合张维平的描述。那时他陷入无边的绝望,又不敢跟家人坦承,自己“不想活了,很累”。可是思来想去,他不愿放弃。
    申军良越来越怀疑张维平没说真话。可为什么撒谎?是不是把申聪弄残了不敢说?是不是孩子没有了?还会有更恐怖的事情让张维平必须撒谎吗?
    他不停地请求警方再次审讯张维平。
    2017年6月左右,张维平交代了新的“事实”。他称,2003年至2005年,自己拐卖了9个小孩。除了申聪,其他孩子都是他作为出租屋邻居趁其家长不备带走的,通过一个叫做“梅姨”的中间人完成交易。包括申聪在内,8名男童都被卖到河源市紫金县。
    申军良把申聪小时候的照片、13岁模拟画像和“梅姨”的模拟画像做了彩印。他注明,“梅姨”现年约65岁左右,身高1.5米,讲粤语,会讲客家话,曾长期在增城、韶关、新丰地区活动。
    不同选择
    申军良在2017年11月的开庭审理上见到了其他家长。
    湖南郴州的邓自和夫妇卖米粉为生,他们被拐走的儿子邓云峰在家排行老二,其他三个孩子还在读书。湖南永州人李树全在广州工地上工作,妻子在老家养育两个儿子。江西人钟丁酉在老家搞建筑,也在照顾家中小孩。杨佳鑫的父亲杨江,2008年10月,在没找到孩子的回程火车上心灰意冷,跳车身亡。杨佳鑫母亲改嫁,来参加开庭的只有孩子的大伯。
    和申军良不同的是,这些家庭一开始不知道人贩真名,寻子毫无方向。渐渐地,他们一个个回到老家,生下老二或老三,极少走在寻子路上。
    2004年,儿子邓云峰被张维平拐走时,邓自和在火车站当卸货工,一个月工资最多两千,有时才八九百块钱。
    妻子邓叔环炒个青菜的时间,坐在门口吃甘蔗的儿子被邻居带走。他从队长那听到消息赶回家。他去广州火车站,央求门卫晚上把自己锁在候车室,好白天一开门就能蹲在检查行李的地方找儿子。蹲守7天,他没洗澡,没换衣服,饿了就让外面小卖部的人帮忙泡个方便面,有汤还能省了喝水的时间。
    拿着家里两三千的存款和工友借给他的九千多,他去电视台。电视台一分钟档期要540元,他买了三次,播放自己寻子的录像。
    寻人启事他也发,生活费之外,他匀出一千元打印了2000份。老板问他排版,他说不懂,问他儿子的特征,他憋了半天才说“头顶有两个转,左手断掌”。他没有手机,留了姐夫的电话。
    一个月后,寻人启事发完了,钱也花完了。
    借不到钱。他家五兄弟两姐妹,每个人家里都有差不多三个小孩,那时候老家没有零工打,大家都没钱。他把妻子和四个月的二儿子送回了老家,自己又回去工作。
    邓自和除了去警察那问问,就只能祈祷电视剧桥段发生:两人推着卖爆米花的小车走在路上,迎面碰上失散多年的儿子。
    邓自和这样相信着,走上广州街头瞎转悠,看着来往行人的长相。没钱印刷,他就把寻人启事伸到别人面前,在别人伸手接的时候又不好意思地缩回来,苦笑几声,“只有几张了”。
    有人打电话提供线索。去吧,两人担心钱打水漂,不去吧,又暗暗骂自己窝囊,对不起孩子。这个线索或许是无效的呢,他们会想。
    2012年,小女儿6岁时,邓自和回了老家。夫妻俩买了做米粉的机器,每天两三点起来送货去早餐摊位和零散村户,一个月赚七八千的收入供孩子读书
    见到申军良之前,邓自和经历了一次失望。2017年6月,警方打电话让夫妻俩赶到广州。夫妻俩倒掉了前一天做好的米粉,第二天两三点就醒来准备出发。
    邓叔环晕车,到了刑警队还迷迷糊糊的,一个劲问孩子在哪里。
    “暂时不提孩子。”一名警察说,这次只是辨认人贩子。忍着失望,邓叔环一眼就把发福变老的张维平认了出来。她怎么会忘呢,孩子被拐后很长一段时间,她每天都要强制自己回忆几遍他的长相。
    再一次看到张维平则是在庭审时。申军良坐在前面发言,邓自和想带着家长打张维平出气。搞掉了两次警戒线后,六七个警察轮番用眼神向他施压
    他安分了,孩子没找到,要是自己坐牢,就太不划算了。第二天,他跟着申军良一起去紫金县找孩子。
    几个同案家长把孩子们的信息都印在同一张寻人启事上,一起在人流密集的广场、集市上发放,地毯式搜索紫金县的学校。
    晚饭间,大伙一起喝酒。申军良举起酒杯,给大伙打气“范围已经缩小到紫金县了,大家努力,一定要找到孩子。”其他家长们也站起来,伸直胳膊,“哐”一下碰杯,饮尽杯中酒。
    申军良给大伙建了一个微信群,叫“被同一伙人贩子拐走孩子的群体”。一周之后,这个群里只有申军良一个人在紫金县。李树全称,需要回家赚点钱,再来紫金县。邓自和也放不下家里卖米粉的生意和孩子,回了老家
    “我们不能把身边的孩子放下,不然我们亏欠的就不止是云峰。“邓叔环说,小云峰被拐前几年,她没心思赚钱、照顾孩子。有次,大女儿在学校被人骂穷鬼,带着被抓破的脸回家哭诉,说自己再也不要上学了。她登时清醒了,必须先赚钱保护身边的孩子。
    她想,现实是很残酷的,要是找到之后没什么资本,孩子在养父母家过得好,不一定会回到亲生父母身边。
    也就是这年年尾,申军良第一次有回归家庭的想法。
    腊月的一天,他坐在客厅回复关于申聪的消息,一抬头发现家里就自己一个人——又忘记接孩子了。他跑到小区门口,正好碰到两个儿子。小儿子的背被书包压得有些弯了,但还是不肯卸下书包给他。他一手拎一个儿子书包的手提带,帮他们往上提一提。
    “爸,没事,我们两个经常走着回来。“听到二儿子的话,申军良喉咙有些发紧,鼻子有点酸。出于对两个孩子和家庭的亏欠,他放话给媒体,说要找一份工作。
    线索不断,春节一过完,申军良又去了广东。2018年9月,他去紫金县黄砂村。张维平交代过,这里住着一个姓彭的老头,他曾跟“梅姨”同居几年。
    拿着梅姨的画像,他在村里转了几星期,逢人就问。没人接寻人启事,也没人肯说老头住在哪一户。
    他偏不信邪,在村里农舍每个拐角都贴上申聪的寻人启事,他还花了十几天,把去镇上赶集的必经之路“从头到尾全给它糊拉个遍”。
    他隔三差五就去老头家,“叔叔”长“叔叔”短叫着,还巴结着老头的儿媳妇,让她帮忙翻译粤语。一连三个月,他变着法地想从老头牙缝里得知一星半点的线索,可一到关键处,对方就说不记得了。
    那年冬天,有人找到他,说“梅姨”在紫金县附近的和平县帮人算姻缘。一个声称见过梅姨的村民拿了他的钱,指着线人发来的照片说“是她,见到她直接抓吧”。
    他感觉自己头发都要立起来,浑身的血都热滚滚的。还没到那女人的院子,他就盘算好了怎么抓人。
    在申军良的计划里,寻子家长阿华用一辆破面包车载他去那女人的院子。一个本地人假装求问姻缘,多给些钱拖延时间。他站在一旁,边帮腔边用手机偷拍。另一边,一个寻子家长提前把老头堵在家里,端茶送水还给他点烟,把照片给他辨认。申军良还联系了增城警方,还没执行死刑的张维平也会看到这张偷拍照。
    一切如期进行。申军良和阿华盯着那女人。那女人一有逃跑的迹象,身强力壮的阿华就会把她抱起来扔进破面包车里,拉去派出所。过了一会儿,消息传来,老头说不是“梅姨”,张维平也说不是。他一开始不信,直到警方告诉他那女人的生活轨迹无法跟“梅姨”的匹配,他才灰溜溜地放弃。
    2018年12月,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张维平、周容平、杨朝平、刘正洪、陈寿碧拐卖儿童一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。张维平、周容平被判死刑,杨朝平、刘正洪被判无期徒刑,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。
    申军良不满意,又开始找律师,要求重判这些人。
    孤独地走向未知终点
    申军良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人。这14年里他只做了一件事——找申聪,还没找到。
    别人问他找孩子的进展,他都不知道怎么回,先把信息晾在那里。人到中年,他没房没车,欠了50万的外债,没有娱乐活动。除了申聪,同龄人跟他没有共同话题,更玩不到一块。
    人有心事戒不了烟,他一度认为。抽得最凶时,他一天能抽2包5块钱以内的烟。2016年频繁去广东寻子后,借钱越来越难,他有时还睡草坪省钱。后来,他省下烟钱买方便面,也就这样戒了。
    很多人问他什么时间才能找回孩子。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了,有时候会怀疑那些人纯粹就是想让他早点还钱。
    他想过募捐,可看到那些募款接受者不是病危就是伤残,他就关了网页。“我孩子还好好的,”他想。
    弟弟有次找上门来,他以为是来要几万块欠款。他急了,直接说只要有点办法先把弟弟的钱还上。弟弟也急了,先说“你说什么啊,我不是跟你要钱”,又说起自己的不容易。
    申军良让弟弟别说了,讲起申聪没有被拐之前给弟弟买了多少套衣服,还托人给他两次从香港买回来手机。弟弟满脸通红,叹口气说,当他说的是废话。
    去年他回老家,却不见父亲。直到天都黑了,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吃晚饭了,父亲才湿漉漉地回到家。70多的年纪,父亲接了挖天然气管道的活。
    母亲见他回家,欣喜地领他走到厨房一个小桶旁,兴高采烈说“我让你看一下我逮了一个什么东西”。还没完全揭开,母亲就叫道“啊!怎么死了”,一张脸一下子就耷拉下来。他看到死掉的小刺猬,在农村可以卖五块钱。
    母亲总是佝偻着背去地里趴着捡洒落的大豆,拿大夹子去田里逮些野鼠卖钱。隔两天,母亲又在同一个地方逮住一只刺猬,回家还开心嚷着“这个不能死了”。他却没法开心。
    父亲知道他没钱,照例给他1000元。他知道这些钱都是怎么来的。逢年过节,其他兄弟姐妹给父亲买老年用品时,父亲总说买东西不如拿钱实在。他一年年地找孩子,父亲就一年年省钱匀给他。
    父母老了。父亲还在说“什么都比不上找人重要”。母亲偶尔会心疼他在外风餐露宿、孙子没人照顾,试探性问他“不行就稍微先缓缓?”
    妻子也说过狠话,“不要找了,不行就”。
    “谁不找都可以,我找。”他梗着脖子回复。
    他不想要做一个失败的父亲、一个失败的男人。找到申聪,他才可以放下担子,给父母一个交代,再把这个瘫痪的家重新经营起来。他自信一心一意工作,一定会赚够钱还上债。
    今年,“梅姨“的最新肖像照发布后,有民警直接跟他联系,要申聪的照片和各种材料,还要他点清楚左眼的小孔胎记在什么位置。
    申军良跟原办案单位核实了对方的电话。他听说,警方出差越来越频繁,申聪的案子接近了尾声。
    但他谁都没有告诉。
    “一告诉他们,哇一阵,都起来了,万一不是呢,我父母年龄大了受不了。”他说。他走在路上这么多年,早已习惯了冷暖自知,也不想别人陪他悬起一颗心。
    要是找不到呢?他很少被问到这个问题。他猜,别人也知道这个假设“有点残忍”。有人问起,他就用“不知道”、“不敢想”搪塞过去。
    那天傍晚,申军良跟我坐在他昏暗的家。刚到济南时出租屋附近的田野已经被楼房替代,他的父母正在老家准备秋收,妻子在别人家做保洁,两个儿子一个在里屋写作业、一个饿着肚子在老师家进行课外辅导。他语调上扬地回忆青年时期的志得意满,面无表情地说起自己如今的孤独。
    那个雨夜摸黑给父亲买药、摔倒又爬起的小孩,变成了三个孩子“若即若离”的父亲。“再怎么样,爬着我也要把儿子找回来。”他说。

2019-11-06 08:54:53 来源:中国寻人启事网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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